第二个是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传统意义上的一线城市，之所以成为一线，有多种原因，但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从经济与人口的总量规模上它们是第一阵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经济总量都在2万亿至3万亿元之间，人口规模在1000万至2000万之间，分别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开放、创新等领域占据极其显赫的地位。成就这些城市的，除了与国家对它们的定位有关，重要的是它们都在规模扩张年代、速度为王的时代，抢到了先机。
现在，国际国内宏观形势发生了变化。北上广深分别提出建设用地的减量增长，而GDP的增长既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这意味着未来这些城市的发展模式将发生变化，不再走平面扩张的模式，而是走创新转型的模式。紧随其后的准一线城市，未来也必将面临城市增长边界的限制，如果依然寄希望于通过规模扩张来超越一线城市，前景就会变得很渺茫。
短时间来看，所谓一线、准一线城市，似乎已经形成了既定的格局。不过把时间线拉长，一二三四线城市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城市地位的变化受到政治、经济、技术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城市演变发展历程表明：城市体系与格局是时代进步在特定空间上的映射。
中国正处于一个新时代，全球化与区域化、国际化与特色化等方面的发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这是一线城市在全球争夺领先地位的新阶段，也是准一线城市上位的窗口机遇期。对于国内的准一线城市，需要加紧拓展三大空间：
第一，要在城市圈发展中谋求新空间。未来的竞争，不是城市与城市的竞争，而是一群城市与一群城市的竞争。城市圈极大地扩展了大城市的空间范围，扩展了用于支撑未来发展的腹地，有利于解决大城市与周边城市、乡村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城市人口多样化生活需求不能充分满足的问题，有利于解决大城市病，有利于提升大城市整体竞争力。杭州、武汉、苏州等准一线城市在拓展城市圈方面完全可以抢得先机。
第二，要在国家区域大战略中谋求新空间。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是重大国家发展战略，这些大战略是国家在空间战略上的巨大拓展，在协同开放上的重大提升。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与四大板块战略相结合，构成了未来中国区域经济战略的基本框架。天津、南京、杭州、武汉、成都、苏州都已经是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大城市，在国家战略中抢先定位、谋求发展的高地，必将为自身带来广阔的外围空间力量，有利于这些城市形成更强的国家战略意识，培育国家战略能力。
第三，要谋划发展以信息与数据为内容的既虚拟又真实的空间。信息与数据，是城市新的核心发展要素。高居城市体系顶端的大城市，有的其物理空间并不是最大的，但在信息流、数据流所构成的“流”的空间上却广大无疆。这是一种空间重构，是准一线城市上位面临的巨大机遇。这方面较好的例子是杭州。一些准一线城市，从地域来看，周边强市林立，按传统的竞争方法，是难以从区域城市走向全国性的一线城市。但如果这些城市能够抢抓新科技带来的机遇，迅速在物理空间上叠加出强大的数字空间，那么就能跃上一步，更加逼近城市体系的高端位置。(作者系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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